重磅新书抢先看（二）｜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（上）
新书推荐
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（2020）》
Observation Report on the Third Sector of China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
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康晓光 冯利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
中国第三部门过去十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，有何显著特征？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第三部门？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将走向哪里？具体到慈善，如何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的慈善？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（2020）》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、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、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》出版的第十本报告，本年度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，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、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、实务者、捐方和社会公众，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。
如果你对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（2020）》感兴趣，不妨先概要地了解一下本书中篇“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”的内容。
要讨论历史对当代的影响，首先要说明历史与当代的边界。本书的研究对象为“中国慈善”，不是有史以来的中国慈善，而是特定空间范围和时间区间之内的中国慈善，其空间范围为当下的“中国大陆”、时间区间为1976年至今，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慈善。所以，对于本书来说，“历史”就是那些在1976年之前已经存在的、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又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。
从古自今，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慈善传统在中国大地上行云施雨。清代之前，中华慈善传统是中国土地上唯一的慈善模式。晚清之际，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开始进入中国，并获得稳步发展。1949年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在中国开花结果，并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的支持，扫除了本土慈善传统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慈善传统，赢得独尊地位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1976年之后，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卷土重来，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；与此同时，中华慈善传统逐渐复兴，并且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则日益边缘化，丧失了主导地位，影响力日薄西山。由此看来，符合“在1976年前已经存在的、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”条件的，就是中华慈善传统、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，所以，它们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“初始条件”的历史变量。
中华慈善传统
中华传统慈善属于前现代慈善，具备前现代慈善的一般特征。例如，以个体、家族、村社、宗教机构为行动主体，由地方精英主导；项目运作上，主要由施助者与受助者直接对接，临时性、地方性、小规模特征明显；以非正式组织为主，缺乏专业分工，参与者的业余性、兼职性突出；稳定、清晰、单一的传统道德、习俗、惯例规范着慈善行为；政府对慈善介入较少，也没有专门性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。
在古代中国，慈善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亲人、邻里、朋友之间的人际救助，也有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外乡人的救助。但是，人际救助主要发生于宗族和村庄内部。在城镇，既有一般的人际救助，也有专门的慈善会社，宗教组织也发挥慈善功能。但总的来看，慈善的主导模式是人际救助，由专门的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行为并非主流。中国传统慈善的实施方式丰富多彩，包括个体慈善行为、家族互助救济、宗教团体赈济、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等。
西方现代慈善传统
所谓“现代慈善”就是科技革命、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全球化的产物。亚当·斯密的“分工”与“专业化”逻辑，同样适用于慈善，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慈善，其结果可以概括为：专业化、组织化、中介化、职业化。
分工与专业化原理支配了慈善领域。社会分化出一类专业机构（慈善组织），其职能是发现问题、提出解决方案、筹集资源、实施救助。公益组织是将助人者和受助者连接起来的“中介”。慈善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，不是业余的、兼职的、不计报酬的“义工”或“志愿者”，而是以此为职业并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“从业者”。现代慈善也不再是临时性的、地方性的、小规模的集体行动，而是常规性的、持续性的、大范围的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。政府深度介入慈善领域，规定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，制定慈善组织的运行规则，对慈善组织的运行实施监管，为慈善组织提供各种实际支持。
社会主义慈善传统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资本主义的慈善，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从掠夺的赃物中拿出一点零头，以换取工人阶级的苟安。显然，这种慈善不是“善”，而是“伪善”，而且是“包藏祸心”的伪善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。因此，1949至1976年间，在中国大陆，“慈善”遭到严厉批判，以“慈善”为名的行动销声匿迹，“慈善组织”亦不复存在。
1976年之前否定资产阶级的“慈善”，不等于不存在利他行为，实际上，利他行为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广泛存在，最典型的就是轰轰烈烈的“学雷锋”运动。可以说，这一时期，在否定资产阶级慈善的同时，中国创造了自己的“慈善模式”。
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，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。在经济—政治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，他们所中意的慈善文化也会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慈善文化。实际上，塑造一国的文化格局的力量和机制，也在塑造该国的慈善文化的格局。正是由于同样的力量塑造了文化格局和慈善文化格局，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。因此，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与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慈善模式高度吻合，即前者认可、肯定、支持后者。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与文化格局同步变化，经历了由“一元”而“二元”再“三元”的演变。改革开放之前，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社会主义利他文化一统天下。这是典型的“一元格局”。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，资产阶级崛起并日益壮大，统治同盟发生了更替。慈善文化格局也因此得到重塑，社会主义利他主义文化逐渐边缘化。与此同时，符合其要求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长驱直入，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。这样一来，原来的慈善文化一元格局被打破了，“二元格局”形成了。改革也改变了民间和政府对待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态度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与本土传统慈善文化没有利益冲突，反而具有天然的亲和性，因此，他们不但不打压传统慈善文化，反而大力弘扬，于是，本土慈善文化复兴，慈善文化领域增加了新成员，其结果便是“三元格局”出现了。当下中国大陆，中华传统慈善文化、西方现代慈善文化、社会主义利他文化并存，三者的碰撞、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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